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一道文明形态之间的“丝绒幕”将取代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的“铁幕”穿越欧洲。由这道巨大的“丝绒幕”所造成的文明断裂带把欧洲一分为二，站在西面的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东面则盘踞着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传统欧洲文明的疆界结束于基督教尽头和东正教—伊斯兰教开始的地方。而这条“文明断裂带”正好穿过乌克兰，沿着第聂伯河蜿蜒而下，把乌克兰割为相互对立的东西两部分。如他所说：

　　这条界线可以追溯到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和10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至少500年来它一直基本上处于它现在的这个位置。它由北开始，沿着现在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波罗的海各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东仪天主教的西部与东正教的东部分离开来，接着穿过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人同该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再沿着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的边界穿过前南斯拉夫。当然，在巴尔干地区，这条界线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分界线重合。这是欧洲文化的边界，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它也是欧洲和西方政治经济的边界。

　　在许多人看来，近代以来波兰的历史总与悲惨和抗争联系在一起，这个信奉天主教的斯拉夫人国家总是不断受到来自西面的民族压力和来自东面的宗教压力。被瓜分，独立，再被瓜分，再独立，往复循环，剥之不已，彷佛它只能在东方或西方大国的羽翼的庇护下寻得一时苟安。而当东西方大国势均力敌并急不可耐地划分势力范围时，波兰又总是被置于谈判桌上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甚至被切割。然而，相较于乌克兰，波兰又显得如此幸运，被反复出卖和瓜分的历史终归没能阻挡它作为一个整体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但时至今日，第聂伯河，这条乌克兰人民的母亲河，仍像一道难以愈合的巨大伤口撕裂了乌克兰人民的祖国母亲。

　　乌克兰，地处东欧中南部，黑海北岸。时至2013年1月1日，共有人口4555万，130多个民族，其中乌克兰族占总人口的77%，第一大少数民族为俄罗斯族，约占总人口的17%。乌克兰语与俄语相似，同属东斯拉夫语支。虽然，乌克兰民族成分复杂，但毕竟形成了以乌克兰族为主导的格局，国内第二大语言俄语，同官方语言乌克兰语相去并不远。所有这些使我们不禁要问：何以其国家东西部对峙的局面会如此严重？

　　一、从“布列斯特合并”到《安德鲁索沃和约》：东西乌克兰分立的由来

　　说起来，乌克兰的历史要比俄罗斯更为悠久，甚至于沙俄帝国的源头“莫斯科公国”，只是基辅留里克王朝的旁支。早在公元9世纪，以基辅为中心就形成了封建公国——基辅罗斯，这是最早的俄罗斯国家。弗拉基米尔一世统治时期，基辅罗斯留里克王朝达到了鼎盛，也正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做出了一项直至今天都影响深远的改革：出于政治联姻的考虑，他迎娶拜占庭安娜公主为妻，并放弃原始的多神崇拜，转而奉希腊基督教(东正教)为国教，基辅遂被定为东正教都主教的所在地。然而在他儿子雅罗斯拉夫(1015—1054)死后，基辅罗斯就逐渐陷入内讧、分裂。十三世纪鞑靼蒙古入侵，击败了基辅联军，其大部分土地落入了蒙古金帐汗国手里。从此开始了它从臣服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的漫长历史。

　　(一)波俄战争：乌克兰分裂的历史根源

　　1340年，势头强劲的立陶宛打败了鞑靼人，把当今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纳入版图。9年以后，波兰向东扩张，夺取了乌克兰大约5.2万平方公里土地。与此同时，莫斯科公国也逐渐强大，并走上扩张道路。经历了约两百年的冲突，俄罗斯东正教的壮大已经迫使波兰和立陶宛两个天主教国家考虑如何建立更紧密的联盟以应对共同的外部威胁——二者于1569年签订了著名的“卢布林合并条约”，组成了以波兰为主导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值得一提的是，新的王国在成立之初，显示出了一种特有的宗教宽容，一度成为当时欧洲信仰最自由的国度。那时的乌克兰被允许享有高度自治权，保留本民族的语言、法律和宗教。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原因就在于，波兰自古以来就是个十分“民主”的国家。由贵族(施拉赤塔)把持的议会(瑟姆)掌握着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每每迫使君主无所作为。这些贵族对内相互争吵，对外不断扩充自己的地盘，圈进大量农奴，并最终把魔爪伸向了富饶的乌克兰。

　　十六世纪，波兰已纳入了欧洲经济体系，成为了当时欧洲最大的谷物出口国。乌克兰土地肥沃，一直以来就是欧洲最负盛名的产粮区。高额利润促使波兰的贵族、僧侣等大地主纷纷赴乌克兰圈地，大批大批乌克兰人被贩卖到波兰庄园充当农奴。这无疑引发了乌克兰人的激烈反抗。面对这些，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王公贵族、僧侣牧师们理所当然地想到的应对方案，就是强行同化乌克兰。他们关闭了乌克兰人的学校，禁止使用乌克兰语，更重要的是，波兰政府不顾乌克兰人的意愿，于1596年强行命令乌克兰的东正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合并，成为乌克兰境内唯一合法的教会，并宣布其信奉天主教教义，服从罗马教皇。史书把这次合并成为“布列斯特合并”。所以，直至今日，我们仍把乌克兰西部的天主教称为“合并派”。

　　波兰贵族、僧侣的蛮横激起了乌克兰农民一拨又一拨的反抗。他们集体逃离波兰农庄，并加入了哥萨克的队伍。对此，波兰—立陶宛政府要求哥萨克定期上报其发展规模和人数。这就引发了1648年哥萨克的大暴动。无疑，其领袖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明星。面对强敌，赫梅利尼茨基首先想到的就是寻求一个可靠的伙伴，他曾经考虑过鞑靼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但均以失败告终。这样，与自己同出一源，信仰相同的俄国人就成为了他唯一的选择。1654年1月，双方签订了《佩列亚斯拉夫条约》，条约规定乌克兰并入俄罗斯，接受沙皇统治，同时享有政治、军事和外交(对土耳其和波兰除外)自治权。此举也正式拉开了长达十三年的波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1667年两国签订了《安德鲁索沃和约》，沿第聂伯河平分了乌克兰。从此拉开了乌克兰东西两部分信奉不同宗教、相互分离的历史。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波兰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匈帝国三次瓜分，乌克兰的大多数领土才被统一划进俄罗斯。

　　相较于波兰，沙俄对乌克兰的同化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俄波《安德鲁索沃和约》签订后不久，沙俄政府就开始限制乌克兰的自治权，并逐步关闭乌克兰学校，禁止使用乌克兰语，甚至于各类俄国文件中都禁止使用“乌克兰”一词，而代之以“小俄罗斯”。沙俄政府的野蛮在于，它在关闭乌克兰学校的同时，并没能同时开设俄罗斯学校，这使得其“文化同化”政策变成了赤裸裸的文化破坏，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乌克兰这个俄罗斯的“发达”地区，文盲率却逼近90%。所有这些一直持续到1917年。

　　(二)世界革命与“单一国家的社会主义”：苏联时期的俄乌关系

　　二月革命之后，乌克兰政权林立，最主要的政权除了乌克兰苏维埃政权外，就是“中央拉达(议会)”，其以鼓吹乌克兰自治著称。十月革命后没几个月，乌克兰中央拉达又宣布乌克兰独立，成立新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并投靠同盟国。根据1918年全俄人民委员会与同盟国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乌克兰获得“独立”，其之前与同盟国签订的和约得到了苏俄的全部承认。然而，乌克兰人并没有高兴太久，与历史上一样，他们又一次尝到了“前门拒虎，后门引狼”的苦果。德国人随即以中央拉达没有向德方如数缴纳粮食为由，解散了中央拉达，建立了“五人执政内阁”，把乌克兰政府变成了自己的傀儡。没过多久，德国战败，“五人执政内阁”倒台，苏维埃成为了乌克兰的主要力量，并随即成立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它在1922年12月30日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一道，成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创始国。必须指出，作为协约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的急先锋，波兰又一次强占了乌克兰西部。直到二战前苏德秘密瓜分波兰，乌克兰西部大片土地始终都在波兰的控制下。那里的人民受到波兰奴役，并被迫“波兰化”。

　　在列宁的民族政策指导下，乌克兰充分获得了1924年联盟宪法赋予的权利，其苏维埃和政府机关基本由乌克兰人任职。随着苏联对乌克兰文教事业的大力投入，乌克兰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1929年，83%的小学和66%的中学都在使用乌克兰语教学，文盲率更是降至不到50%，甚至连东正教会也被允许存在。

　　好景不长，列宁去世后不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就对“一国社会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影响之大，波及面之广，至今仍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有一种世界革命的立场，革命和阶级斗争为无产阶级国家(苏联)认同奠立了根基。俄罗斯和乌克兰可以不是一个民族，但它们拥有共同的阶级属性，也拥有共同的革命对象。换言之，在共同的敌人面前，俄罗斯、乌克兰和其它加盟共和国之间达成了一种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新认同。然而，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内在危机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引发了欧洲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但传统帝国主义国家却并没能像列宁所期望的那样迅速崩溃。欧洲革命的失败也迫使苏联采取更为现实的对外策略。在斯大林“一国率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口号下，苏联转而放缓了对欧洲输出革命的脚步，甚至开始谋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在国际舞台的阶级斗争趋于缓和之际，苏维埃各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阶级认同却产生了松动。面对这个问题，斯大林几乎采用了与沙俄政府一样粗暴的策略。他把鞑靼人强行迁离了克里米亚，关闭了乌克兰语学校，禁止乌克兰语出版物，清洗了几乎所有的乌克兰国家机关和苏维埃。尽管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大量斯大林时期受害的乌克兰干部和文艺界人士被平反，乌克兰文化的传播也逐步放开，但斯大林的俄罗斯化政策却基本得到保留，直到苏联解体。

　　二、克拉夫丘克与库奇马：“拥抱西方”还是“东西桥梁”？

　　(一)“地缘战略平衡”和“安全带”：美俄的国际战略思维传统

　　如果说本文开头所引的亨廷顿“文明冲突”观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全球战略的提供了蓝图，那么老牌智囊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更代表了美国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他毫不掩饰地表示：“正是在欧亚大陆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竞赛场上，美国的一个潜在对手可能在某一天崛起”，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为长期掌管美国在欧亚的地缘政治利益制定美国的地缘战略时，出发点必须是特别注意最重要的赛手并恰当地评估这一地区的形势”，并尽可能地限制一切地缘政治大国的兴起，扶持其它力量与之平衡，以保证美国的仲裁者地位。布热津斯基的思维不过是美国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延续。从斯派克曼到布热津斯基，从乔治·凯南到亨利·基辛格，不管这种思维方式如何变化，它都始终围绕着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冲突展开。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有三句名言，早已经为我们各类电视电影、纸制出版物和网络媒体反复转载，成为老生常谈——“谁统治了东欧平原，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全世界。”某种程度上说，老生常谈，恰恰彰显了它的现实性。长期以来，麦金德的话都是美国地缘战略学家信奉的金玉良言。在美国人看来，“大陆”就指“世界岛”，就是欧亚大陆。广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使得美国人习惯于把自己定位为海权国家。对他们而言，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永恒的冲突，就预示着美国必须要尽量保证自己的海洋空间，并以自己便于支援的大陆边缘地带为立足点，向大陆纵深发展。

　　冷战时期，这种战略思维得到了充分地体现。早在二战结束初期，美国人就发现一旦战争全面爆发，自己就不可能在陆上阻挡住共产主义阵营前进的脚步，唯一获胜的希望就是立足于海空军优势，这也就是“岛链”之说的由来。朝鲜战争爆发后，它更是通过大肆炒作和渲染“共产主义进攻”而建立了一系列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同盟。1950年10月—1954年底，仅在远东地区，美国就拼凑起了《美日共同防御援助协定》、《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等十几个军事条约或同盟协定，1955年初又在中东建立起了以《巴格达条约》为支柱的亲美阵营。整个美国全球反共军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都在遵循由岛链、大陆边缘地带向大陆中心发展以逐步压缩苏联、中国战略空间的方针。

　　与之争锋相对，苏联面对来自冷战对手四面八方的压力，除了延续沙俄时期就一贯奉行的“出海口战略”外，提出了“安全带”战略——通过扩张领土和在周边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方式，以拱卫苏联。新获得的领土和周边亲苏政权，就像一条横在东西之间的隔离带，把苏联包裹了起来。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下，斯大林更改了早先与丘吉尔达成的“巴尔干百分比口头协定”，指挥巴尔干和东欧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夺取政权；并在东欧各个共产党、工人党中大面积清洗“民族主义分子”；甚至打着“反对民族主义”的旗号割占东欧国家的大片领土。毋庸置疑，战后的“安全带”战略，仍是俄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的延续。与其最近的例子就是二战爆发前，苏联通过瓜分波兰，发动苏芬战争，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并强占与罗马尼亚争议的比萨拉比亚地区(该地区原属沙俄，一战结束后不久，苏俄被迫与协约国签订和约，将其划给罗马尼亚)。

　　正如普京所说，对于许多俄罗斯人而言，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俄国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实际控制线一下子就退回到了19世纪中叶，西部边界更是退到了十七世纪初伊凡四世时期。高加索地区的丢失唤起了俄罗斯对土耳其卷土重来的担心，中亚的丢失使其直接受到伊斯兰世界的威胁。然而对俄国而言，最难以接受的莫过于乌克兰的离去，这无疑是泛斯拉夫情结浓厚的俄罗斯民族至为痛楚之事。迄今为止，大多数俄罗斯人仍倾向于把乌克兰视为自己的一部分，甚至认为乌克兰语不过就是带有浓厚波兰味的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