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晓鲁夫上台之初，由于党内竞争对手很多，他的地位不稳，需要中国支持。他对中国做了一些好事，纠正了斯大林时期某些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并增加了对中国建设事业的援助。中共中央对苏共新领导多次表示支持，并对苏联给予中国的经济援助一再表示感谢。但是，赫鲁晓夫私下却表露出他对中国抱有戒心，不怀善意。

1955年9月14日，苏联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应赫鲁晓夫的邀请访问莫斯科。在同阿登纳会谈时，赫鲁晓夫说:中国非常危险，中国人是黄祸。他问阿登纳，能不能帮我们想个办法。阿登纳这位老练的西方政治家并未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而是劝苏联同中国搞好关系。事后西方媒体披露了赫鲁晓夫的这番谈话。

1971年乔冠华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有的美国朋友和德国朋友也提醒我们:赫鲁晓夫在同阿登纳会谈中曾把中国人说成是黄祸。［笔者按:在1960年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答复书》和1963年“四评公开信”的文章中，我们曾指责苏共领导宣扬“黄祸论”。

赫鲁晓夫并未反驳这一指责，但在他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却像煞有介事地“想起一件轶事”，说什么他在访法期间遇见法国战前总理达拉第，是达拉第提起中国这个话题，说“你们不担心黄祸吗？你们难道没有感到威胁？”

接着赫鲁晓夫用自己的口气写道:达拉第的话使我吃了一惊，我严厉地斥责他说:“我们不按肤色看人，对我们惟一的区别是阶级区别，中国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

但，他接着又做了一段文章:“不久前，我听说达拉第死了。假若他活得长些，看到我们同中国关系的变化，他一定会放声大笑，说他对两个共产党人——毛泽东和我本人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分析，是正确的。”（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第十三章）赫鲁晓夫“想起”这件“轶事”之蹊跷及其用心所在，不言自明。

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还讲，他在1954年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时就判定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因为毛泽东绝不会容忍听从别人。赫鲁晓夫甚至说，关于毛泽东，有一点我是能够肯定的，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爆发出一种急不可待地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他的计划首先是统治中国，然后统治亚洲，然后又是哪里呢？中国有七亿人……。”（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第673页）赫鲁晓夫所“肯定”的这种“中国扩张论”同他所宣扬的“黄祸论”，可以互相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