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由于白俄军的反扑以及协约国的干涉，俄国内战(1918-1922)爆发，滞留在俄国境内的100多万华侨的生命和财产受到空前威胁。告急文电雪片般从海参崴飞往北京：
　　同胞正在挨饿，一些华侨的日均粮食只有4 两……
　　同胞正被劫掠，无论“红”“白”，只要是扛着枪的老毛子，都把华侨当做予取予夺的金库……
　　同胞正被屠杀，俄罗斯相互对立的武装派系，都强拉华侨的壮丁，套上一件脏兮兮的军装，这些只听得懂“乌拉”的中国人，就被投入到了枪林弹雨之中。甚至连以“护侨”名义出兵俄罗斯的日本军队，也莫名其妙地对华人大开杀戒……
　　百万华侨翘首南望，向着北京，向着此时得到国际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求救。
　　1918年，4000名中国陆军、1艘中国军舰，在五色国旗的引领下，开进了海参崴、开进了西伯利亚……
　　外交部致函海军部：应以侨民为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西伯利亚实在太广袤了，广袤得足以消弭来自圣彼得堡的革命巨浪。远东地区不足一万人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在通过突然的军事政变占领了伊尔库茨克、海参崴、伯力、海兰泡等战略要地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被颠覆，在随之而来的俄国内战中，布尔什维克依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游击战。远东地区陷入了拉锯战。
　　此时，在远东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捍卫旧政权的白卫军(White Guard)，但也在走马灯似的替换着领袖和政权的名称，“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全俄临时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鼎沸。
　　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百万之众。他们之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中国于1917年8 月14 日正式宣布对德奥宣战，加入协约国阵营，随即派出了大量华工，其中不少由陆路经俄罗斯前往前线)。俄国陷入内乱之后，这些华工陆续汇聚到伊尔库茨克等地，处境悲惨。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远东之后，海参崴等地的局势开始不安，暴动的消息一日数惊。当地华侨纷纷涌向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来馆呼吁，接踵而至”。在俄国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华侨团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伯力中华总商会、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都紧急呼吁祖国派兵前来护侨。
　　海参崴中华总商会在给中国总领事馆的急函中，请求“即派军舰来崴保护，并遣陆战精兵，发往离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属之图们江，及东宁县、虎林县、绥芬河四处预先驻扎，一旦有事，调遣较易”。
　　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在给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外交总长的急电中，呼吁“若不从速进兵保护，不念华侨受其涂炭，即中国权利亦将损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
　　伯力中华总商会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交通断绝，险象环生，侨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鉴原，迅赐设法派兵保护。”
　　阿穆尔省华侨总会在发给北京的长电中，甚至详细列举了出兵的理由，除了保护华侨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之外，也鲜明地提出了此时正是从俄罗斯手里收回晚清所丧失利权的好机会，并且趁俄国动乱之际，可以在远东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抢先布局，总之，出兵“于侨民、于国际，有百益而无一害”。
　　除了北京之外，近在咫尺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黑龙江督军孙烈臣(张作霖最信赖的心腹干将之一，后官至奉军副司令)，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电，“商民呼吁乞援之电，日必数至”，黑河商会甚至派出代表常驻沈阳，大有若不出兵誓不罢休的架势。
　　身在动乱灾区的中国外交官们，对华侨们呼吁祖国出兵给予了理解和支持。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在第一时间将海参崴的危机进展、华侨的艰难处境及热切盼望，急电传回北京，并建议中央“及早筹维，为未雨绸缪之计”。
　　但是，北京似乎相当为难，未能立即确定出兵。急不可耐的华侨们，说出来的话就不很中听了。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甚至公开指责北洋政府：“意将华侨生命财产置诸脑外。”
　　其实，当外交部收到海参崴总领馆报告的第二天，就立即与海军部展开了磋商。此时，是1917年12 月12 日，距十月革命爆发仅35 天。可以说，北洋政府的行动是非常及时、迅速的。
　　对于派遣军舰护侨，海军部毫无异议，认为理所当然，但是，“现时国内多事，军舰不敷分布”。(1917 年孙中山领导第一次护法战争，得到了北洋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的积极响应，7 月21 日，程璧光率领第一舰队，由吴淞起航赴粤，史称护法舰队。程璧光率舰南下，严重削弱了北洋政府的海军力量)，爱莫能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为华侨尽力提供救助。
　　对于海军部的婉拒，外交部并不气馁，当天再度发函，要求海军部以华侨为重、以大局为重。海军部一时处在两难境地，半个月后的12 月25 日的答复依然是：无舰可调。
　　更多的呼吁信涌向了北京。海参崴中华总商会、伯力中华总商会等华侨社团相继到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请愿。1918 年1 月8 日，陆是元总领。事再次致电外交部，要求中央果断调集军舰护侨，“以慰华侨之恐慌”，“以壮华侨之胆”，并“派得力陆军驻扎东宁、虎林、图们江、绥芬河四处”，确保撤侨通道的畅通。
　　1918 年1 月19 日，外交部将海参崴总领事馆的电报提交国务会议审议。国务会议决定，由陆军部会同奉天、吉林两省，抽调陆军进驻图们江，保边护侨。被内战搅得一团乱麻的北洋政府终于同意中国军舰“海容”号停泊在海参崴港口了护侨之事。2月16日，国务会议又决定，由吉林督军调兵绥远，保护伯力华侨。但考虑到出兵入俄将引发复杂的国际问题，军队不得越境行动，主要目的是保持撤侨通道的安全与畅通。
　　控制东北的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与控制北京的皖系军阀，并非同志加兄弟，各有各的小九九，但在护侨的问题上，双方罕见地保持了一致。奉天、吉林两省奉命，立即抽调了大批兵力。张作霖等还在华侨中推广自我保护办法：“一、财产造册送交俄官，以为损失索赔根据。二、紧急时悬挂国旗，标示华侨。三、各商设团自卫。”
　　但是，这种隔靴搔痒的办法已经无法应付俄罗斯越来越恶化的局势。1918年2月，布尔什维克在海参崴发动武装暴动，推翻了当地旧政权，但没能控制局面，海参崴的社会秩序彻底崩溃。为保护自己的侨民在海参崴的利益，日本、美国、英国相继派出了军舰，进行武装示威。
　　2月27日，北洋政府收到了新任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睿的紧急报告，指出：日、英、美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我国既已实行加入战团，亦当速派军舰来崴，相机应变，不但得以保护侨民之生命财产，假令一旦失和，俄国退让之际，该三国对于俄国亦必有所要求，倘或咸争利权，提起分割租界事，该三国定收捷足先登之效，此千载不遇之机会。而我国侨民较诸他国众多，若无武力以作后盾，未免向隅矣。”
　　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当时中国海军的主力军舰。甲午海战后，清政府向德国订造了3艘军舰，排水量2950吨，分别命名为“海容”、“海筹”、“海琛”。1937年抗日战争中，3舰均悲壮自沉于江阴附近的长江航道，以堵塞日本海军的进攻之路)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
　　中国派遣军舰赴俄护侨，激怒了日本。因为此时的日本，正致力于建立中日的共同防卫体系，以便攫取自己在“北满地区”(东北北部)的特权。中国的单独行动，大大打乱了日本的计划。
　　在日本的高压下，北洋政府一边尽力敷衍日本，另一边敦促“海容”号尽快成行，将生米煮成熟饭，并电告海参崴总领馆，切实做好“海容”号的煤炭、淡水、食品等补给供应。4月9日，“海容”号驶离国内军港，4月16日，在华侨们的欢呼声中，驶入海参崴港口。尽管这次“海容”号奉命赴俄，力量单薄，对护侨来说，实际意义并不大，但其象征意义不容小视。因为这不仅是中国执政者第一次通过武装护卫的方式表示对海外侨胞的关切，更是在当时的弱势环境下，对日本逼迫的一次“软”对抗。

　　此时的海参崴港口，已经有了另一艘悬挂中国五色国旗的商船“飞鲸”号。“飞鲸”号属于“国有企业”轮船招商局，此次也是奉派前往海参崴撤离华侨的。这是北洋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第一次动用民用交通工具从海外撤侨。早在确定“海容”号巡洋舰赴俄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东三省，紧急加派机车、商船，从陆海两路加快撤侨。
　　“飞鲸”号是4月10日从国内出发的，却比“海容”号先期抵达海参崴。“飞鲸”号的撤侨工作刚开始进展并不顺利，但随着“海容”号巡洋舰的到来，“飞鲸”号的撤侨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当俄方禁止华侨们搬运两具棺木上船时，在外交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海容”号巡洋舰应总领馆的要求，“派兵四十名，登岸排立”，在武力面前，俄方边检人员也只能退让，“始得将柩装运”。“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的第三天(4 月18 日)，“飞鲸”号商船就满载1165 名华侨，起锚返航烟台港。
　　“海容”号巡洋舰在海参崴还多次派兵登陆，前往保护因争夺工作机会而被当地人包围的华工。几次三番武装示威后，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大为减少。